华为实验室

华为实验室

华为 2012 实验室是华为公司的一个研究机构，成立于 2012 年，总部位于中国深圳。该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安全等领域，旨在推动华为公司在这些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发展。华为 2012 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华为公司的多个产品和解决方案中，如华为手机、华为云服务、华为网络设备等。

任正非与华为的合作

据悉，华为举办“难题揭榜”活动旨在鼓励高校与企业深入合作，评选最具有解决产业难题潜力和科学理论突破的研究课题，而为在解题揭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获奖者代表颁发火花奖，则是华为对为解决业务“拦路虎”的难题，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们的敬意。

“华为现在还属于困难时期，但在前进的道路上并没有停步。

”任正非不避讳谈及华为的现状，但他给出一个数据，华为2022年的研发经费达238亿美元，“几年后随着我们的利润增多，在前沿探索上还会继续加大投入”。

自研基础上，任正非强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华为会不断扩大对外合作的“喇叭口”。

他将华为与高校的合作分为三个阶段：在一定的技术边界内探索人类的未来；2012实验室是以基础理论及应用理论为基础，探讨现实性的可能，没有目标考核；产品线是对产品的商业成功负责。

任正非在讲话的最后，提及了一个现实转变：过去华为大量的研究都与西方国家的大学合作，但目前已开始和国内大学加强合作，在他看来，这与其个人的指导思想变化有关系。

2019年后华为遭遇“断供”，任正非回忆当时，“别人不能给我们提供零部件、工具……我们就傻了。

”令他感到庆幸的是，华为在过去近二十年时间里，尤其在基础理论上作了准备，“投了几千亿培养了一批研究基础理论的科学家、技术诀窍的专家。

他们一直在爬科学的‘喜马拉雅山’。

”任正非说，当华为受打压时，“就请这些科学家到‘山脚’来‘放羊’、‘种地’……拿着‘手术刀’参加‘杀猪’的战斗。

在与获奖学者们的交流对话中，任正非谈及，“未来在AI大模型上会风起云涌，不只是微软一家。

”他认为人工智能软件平台公司对人类社会的直接贡献可能不到2%，98%都是对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促进，AI服务普及需要5G的连接。

”不过，应用平台不是华为的选项，而是聚焦在自己会做“AI的底层算力平台”这一方面，建立一个适应社会需求的算力平台。

据任正非讲述，华为公司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曾向他展开一个设想——将底层平台开放，“在2%的平台贡献里，我们占一点点就行。

”在回答提问时，任正非强调，企业的需求是现实性的，华为必须要解决现实问题，但“教育不应该集中在现实需求上，要面向未来”，另外，需要有破题能力的人才，“全面发展的人，对我们公司的作用不大。

”他认为，设立“难题揭榜”火花奖的目的就是破题。

在深圳大学方面看来，“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问题真解决”，也将成为其开拓创新学科方向、推动科技重大进步、攻坚国家“卡脖子”难题的理念、态度及行动。

下附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与获奖学者们的问答（有部分删减）：1、提问：我今年刚加入学校做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与ChatGPT相关。

在国外，这些研究都是由相对比较年轻的人来做的，但国内不一样，很多资源基本都在相对高级别教授或工程师手里，比如机器、学生，但他们对新技术的理解和跟进可能不够。

年轻人有很好的想法，但是没有机器，招不到更好的学生。

有能力的人没有资源，有资源的人没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情况，任总有什么建议和指导？任正非：我知道香港中文大学的EDA做得很好，别的领域应该也很好；香港城市大学的半导体工艺学教得很好；港大的理论很好……第一，科学家的类别可以不一样，有些是架构型的科学家，有些是阐述型科学家，有些是突破型的科学家，有些是工匠型的科学家……年龄大的科学家，他们人生阅历很丰富，对系统架构的认识很清晰；他们向青年人阐述架构模型，年轻人有奇思怪想就容易突破，这个架构里的缺陷就容易被修复了；有些人深入实践，在工程实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Know-How经验，善于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我们也称之为工匠科学家。

最有创造力的是年轻人，但最有架构能力的还是有经验的老专家、老教授，他们对整个架构有很清晰的认识。

所以，要将老、中、青结合起来，国家才能够攻克大的难关。

我认为，武汉大学的测绘学院做得非常好，五位院士给大一学生讲课，这就是最正确的。

一年级的孩子最聪明，但是他不知道爬上“二楼”是什么样子，教授就跟他讲“二楼”、“三楼”、“四楼”……是什么。

不必八年博士毕业才恍然大悟，原来“二楼”是这样子。

深圳前段时间的改革很好，博士生做中学老师、小学老师，这就是国家在进步。

在小孩时期就要启发他未来的理想是什么，不要等他快老了再告诉他，就会错过一个最好的创造发明的时代。

因为最具创造性思维的是儿童时期，他想象的空间、想象的人、想象的人际关系是我们都想不到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把他们整齐划一齐步走呢，为什么不能允许他们有点步伐不一致呢？中国的未来需要百花齐放。

第二，未来在AI大模型上会风起云涌，不只是微软一家。

人工智能软件平台公司对人类社会的直接贡献可能不到2%，98%都是对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促进，AI服务普及需要5G的连接。

德国之所以这么挺华为的5G，因为它要推进人工智能对德国工业的进步，德国很多工厂的生产无人化；中国的湘潭钢铁厂，从炼钢到轧钢，炉前都无人化了；天津港装卸货物也实现了无人化，代码一输入，从船上自动把集装箱搬运过来，然后用汽车运走；山西煤矿在地下采用5G+人工智能后，人员减少了60-70%，大多数人在地面的控制室穿西装工作……这些都是已经大规模使用的例子，在这些过程中，最终对人类的贡献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公司除了会做AI的底层算力平台，应用平台不是我们的选项。

我们公司别的都不会，所以我们只好聚焦在这方面，为建立一个适应社会需求的算力平台而奋斗。

底层平台会开放这点是徐直军对我讲的设想，在2%的平台贡献里，我们占一点点就行。

ChatGPT对我们的机会是什么？它会把计算撑大，把管道流量撑大，这样我们的产品就有市场需求。

2、提问：刚才任总讲到，您年轻时没有书读，但是您创办了华为，创造了奇迹，个人的领导力、个人的英雄主义是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任正非：我讲的是六十年代，那个时代是反对白专，缺少技术性的书籍，不像今天这么多书籍，还有互联网，青年人应珍惜这个机会。

多好的一个时代呀！在网络上，思想的碰撞是全球化的，碰撞的火花也是在时代前沿的。

它推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创造世界，世界的进步速度由此加快，应该是万众力拔山兮。

例如5G的理论就是由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引发的。

在计算领域，我们也想追赶美国，我们就有了一个机会窗，抓住机会窗还是要靠集体的力量，推动集群计算。

我们公司内部叫“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主要是集体智慧互相挤压、互相冲击，你的思想点燃他的火花，他的火花燃起了熊熊大火。

比如，香港大学张翔校长提到对普通玻璃辐射制冷的科学研究，太阳照射在外表面，里表面出冷气。

这个技术能否运用到我们机器的外壳上，不是极其巨大的成就吗？因此，个体的发明要有群体的平台，把火花变成熊熊大火。

怎么把这个平台团结起来？大家就会一心一意去抬一个“轿子”。

3、提问：我们有一个指导思想：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

揭榜以后，我们与华为推进了一个合作项目，会涉及到开放和一些制度上的问题。

比如，我们研究的方案到华为产品线怎么去落地，后续怎么跟进？能不能给出题的人也有激励？这样就鼓励大家愿意把东西跟我们分享，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合作解决问题。

任正非：我们不能太小气，老师揭榜以后要给予相应的奖金和表彰，把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结合起来。

我们的学习平台分成几部分：一是“黄大年茶思屋”，所有理论（包括我们自己的理论）都在上面全开放，因为我们相信华为的整合能力应该比其他公司强；二是“稼先网”，那是Know-How，是技术，目前不对社会开放；三是，技术上开放的部分就发布到“黄大年茶思屋”上来。

老师的研究成果是理论，不一定很快有用。

关于跟进的问题，你不是有认识的人吗？他们会透露信息给你，你那时有兴趣欢迎参与。

我们需要有破题能力的人才，全面发展的人对我们公司的作用不大。

比如“火花奖”就是破题，你也可能是“歪瓜裂枣”，除了破这道题，其他都不太懂。

全面发展是培养领袖的。

到博士不应该全面发展，在哪一点能够突破就行，我们应该改变对博士的评价体系。

如果能改变，对下一代孩子是很有价值的。

ChatGPT、电动车、大疆无人机……很多颠覆式创新都是这种初创企业去做的。

第一个问题，任总如何看待年轻人在创新创业与守成之间的差异？第二个问题，除了待遇，我们公司在制度上能不能给年轻人一些资源上的鼓励，鼓励大家去突破、创新，敢于挑战？任正非：第一，进入我们公司，“天才少年”这个称呼就没有了，定位“天才少年”主要用于入职的定级定薪。

所有新员工在三丫坡入职培训时，到处都是张榜公布的题目，大家要去踊跃回贴，有人会读这个帖子，就有人来找你喝咖啡，你要认真去交流，反对意见或赞成都行。

他们是在选人，这些专家有权力给你当场定级的、定工作岗位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很厉害的专家。

如果他认为你可以培养，职级就会被定得很高，为什么非要从最低级别开始起步呢？他也可以把你拉进他的项目组，你直接就进入大项目组了。

大项目组不是指规模大，而是指高端项目组。

我们强调“不拘一格选人才”，老、中、青相结合，在开放的环境中向前滚动。

年轻人最有突破能力的是25-35岁；有经验、有资历的人有架构能力，架构和突破同样重要。

科学技术上也有成与败的问题，败不馁，失败对你来说也是一次实战锻炼。

第二，我们不能垄断人才，员工想出去创业或到其他公司去，人尽其才，发挥他的价值，对国家都是有用的。

过去有个电影叫《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我们垄断人才，没有用也扣住不放，消磨他的青春，而且还要给他发工资，两头不讨好。

我们对人才机制也有反思，比如有些人进入公司以后，没有很好使用到他最擅长的地方，没有发挥作用等于浪费他的青春。

人才关键是怎么用。

比如我们强调专家垂直循环机制，专家不能在一个岗位呆很长时间，要到前线作战去循环。

“石头”一翻开，压在下面的“草”就长高了，大家都看见了，这样年轻人就不会被埋没在“石头”底下。

专家垂直循环的目的，是让他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去解决实际问题。

垂直循环下去不一定降薪，工作组没有级别，他可以比行政部门的级别高，他可以是“尉官”、“校官”、“少将”、“上将”……保持他的循环，直到有合适岗位。

当然，不合适的人也面临着淘汰。

没有理论的实践，会在盲目摸索中经历数十次才能感觉到；没有实践，对理论就没有深刻的理解。

5、提问：世界逐渐进入数据时代，算法、算力、数据是数据时代的三个支柱。

算法和算力方面，高校有办法解决，但是高校收集数据比较困难，很多数据其实是各个公司提供的。

但是有些数据可能涉及一些隐私问题，企业很难提供，因此相关的算法进展很慢。

不知任总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任正非：我们公司有个项目，希望做到几千万台服务器一个操作系统，全是年轻人，我就让他们“胡说八道”，反正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做到几千万台。

现在已经能做到几十万台一个操作系统了。

我们公司的算法是解决算力的算法，精力主要放在如何用算法来降低大流量过程中的消耗问题，只做“黑土地”基础平台。

原则上，我们不做解决客户应用的算法，为业务服务的算法部分，只有客户才搞得明白。

数据是人家的，我们最多是借用一下。

我们将来也可能向谷歌学习，做一些没有现实意义的研究，不一定跟华为的业务有关，其实就是给人类社会多做一点贡献。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钱，当纯利足够多时，我们的科学前沿就要推进一步，从火花变到宇宙去。

6、提问：在一些应用类数学领域，从华为角度看，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做中期或长期规划？任正非：我认为，数学跟工业的结合，应该是一些具体应用研究所的任务。

比如，江苏大学镇江农机学院和郑州合作做了液压拖拉机，学院为什么不可以有各自的特色，它不就是有些方面的名校了吗？大马力液压拖拉机目前只有美国才有，一天耕地近万亩就很厉害。

我国做的拖拉机马力小，但不是已经会做了吗，中国的学院为什么都要一模一样？中科院担负的是发现，就可以探讨一些发散、“无聊”的事情，允许“胡说八道”，这就是人类的先导。

7、提问：刚才您说，科学就是做“无聊”的事情，我非常认可。

还有一种说法，比如100年前爱因斯坦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能做出相对论，但现代科学可能需要大仪器、大科学装置。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青年科学家没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可能很难做出一些突出进展。

基础研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难以提前规划。

请问任总，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平衡？任正非：科学就是好奇心驱动，有些理论和论文发表了，可能一、两百年以后才能发挥作用。

爱因斯坦年纪轻轻就有伟大的发现，大家不理解，他不也是很寂寞，到处找人喝咖啡，各说各的，生命这么长时间，有多少人有兴趣与他喝咖啡呀，你以为天天会有人与他喝咖啡。

伟大与孤独是同义词。

比如，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从1856年至1863年共进行了八年，他将研究结果整理成论文《植物杂交试验》发表，他发现了遗传基因，但当时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孟德尔的思想和实验太超前了。

经历百年后，人们才认识到遗传基因对人类社会的巨大价值。

我们还是要把科学和技术分开，如果一讲做事要有目的性，目的性就是技术，不是科学。

科学就是你的兴趣爱好，为了搞清楚不惜一切代价。

所以，科学家大多数看上去都是“疯子”，很少科学家能看到自己的研究在人类社会的成就。

比如，麦克斯韦不知道他的方程对人类社会这么重要，现在的无线世界是基于他的电磁场理论；法拉第也不知道现在的电气化社会是源自他的线圈框实验；毕达哥拉斯也想不到他的几何学理论演变成了微积分的萌芽……科学家也是“苦行僧”，科学家挺进科学的前沿与传教士挺进非洲的过程是一样的。

那些去非洲的传教士非常苦，几百年前从欧洲到非洲只能坐小木船，100人能活下1个人来就不错了。

又从海边深入不毛之地和原始森林，又能活下几人来。

他此生还有可能逆向流程，回英国探亲吗？回不去了，献身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虔诚，现在非洲是不能开发的，语言都不通，怎么开发？因为他们传播了语言，非洲的语言环境是好的，才有开发的基础。

8、提问：高校的一些研究跟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研发是否要做进一步的协同，一起解决技术难题？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建议。

任正非：高校的研究跟我们公司的研发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高校要担负起高校的任务，它是一个很广阔的观念。

我们与高校合作，我们公司只是放进去一点东西，通过高校的力量来释放，充分发挥高校学者的作用。

比如，高校喜欢“面条”，我们放了点“味精”。

其次是识别出一些优秀学生，就是我们的种子。

如果他生活确实困难，暑假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习，这样他也有钱去付学费。

还有各种方式，比如我们的竞赛组织是在全世界开展的，并非只在中国高校。

我们需要在全世界吸纳人才，才解决了我们的一些问题。

9、提问：我有三个感受：第一，我们跟华为做项目真累，因为做国家项目一般是一年做一次年报，跟其他公司合作一个季度做一个季报，跟华为合作叫做周报，咱们华为的同事恨不得叫我做日报。

第二，这个项目是真落地。

第三，华为对数据的保护真严。

我建议，是否可以设立一些华为专门的数据发布点？我们上门来做一些分析，你们做一些物理控制；也可以对某些数据做一些脱敏，把华为的核心技术去掉。

任正非：我不理解华为这些“农民”怎么管理一日生活的，是否还要吹“起床号”。

我们说“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2012实验室有一段时间，有人回来报销时，要写心得收获报告，喝一次咖啡就能找到了灵感，你看这些主管多幼稚。

他以为是去与“上帝”喝咖啡呢？这些没有喝过“咖啡”的主管，怎么能管理你们这些教授？第一，将来我们校企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几年一报就行。

别把时间浪费去写报告，科学研究报给谁，只有报给自己，因为科学是无尽的前沿。

我们拨了款，你们就去研究，研究完公开就行。

你们可以发表论文，也可以写书，没有必要带上我们员工的名字，毕竟他们已经拿了高工资。

我们只要读你的论文明白了，我们就开始消化，消化以后再往下传，我们就做成产品赚到钱了，为什么要跟你们抢名呢？第二，关于数据，我是持开放态度的。

“黄大年茶思屋”的网络与我们公司的网络是相通的，我们与高校的联合研究与合作，可以通过就近的茶思屋访问华为云上的数据。

当你需要这些数据来丰富你的成果，你可以申请，我们开放让你下载。

我认为，开放给你们也是对国家有好处，你们拿了数据给别人用，也是促进社会和国家的进步。

“科学无国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10、提问：今天我是作为一名出题人来参加活动。

作为一个出题人，不仅要承担着对难题的凝练发布，还要跟外部老师、内部员工交流，工作其实也相当繁重。

作为出题人，不是揭榜获奖者，所以会务没有给鲜花。

我认为，也要给出题人一些激励。

任正非：我面前的这束鲜花，现在就送给你。

出题人是真难的，总有一天你出不出题来，江郎才尽，那时真要给你送花鼓励你。

我们科学家的成长道路：一种是垂直往上走，为了科学理想爬“喜马拉雅山”，工资钱少一点，但是收入一定还是体面的；另一种是拿着“手术刀”参加“杀猪”的战斗，用你学到的本事，帮我们发现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产生商业价值，按价值评价也许钱会多一点。

如果你认为钱拿少了，就拿着你的理论知识参加“杀猪”的战斗去，收入多少与“杀猪”产生的价值相关。

“杀完猪”以后还能重新选择“爬山”吗？可以，这就是全能科学家。

11、提问：与产品线同事交流，我发现通过业务建模和计算仿真可以发现问题并改进问题，使我们的产品做到极高质量、极简架构，能用一些不那么先进的工艺达到一些先进系统。

请问任总，在计算产业的系统仿真建模方面的前沿研究，对我们有什么指导？任正非：首先我们要感谢朱广平，朱广平曾经是公司的Fellow，已经退休了。

当时他提出“我们要做世界第五台计算机”，我们都笑他，认为是“胡说八道”，在计算产品上我们怎么可能崛起呢？做着做着，你们提出来要做世界第二了，好像最近你们又不甘于做世界第二了？中国的社会体制有它独特的优越性，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供电系统、电信系统……基础设施已经修到了无人烟的地方，如果没有国家力量不计代价去做这些事情，农民就不可能脱贫。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提出“东数西算”这个概念，美国是做不到的，因为美国经济是私有制。

美国电力网为什么赶不上中国的电力网稳定？中国电力网的规则是科学分布，有人区、无人区都要科学分布；而美国企业只会在能赚钱的地方布点。

特别是我国的高压直流输电领先世界，这需要几千种设备配套研究，不是国家计划协调，是做不出来的。

同时起步的苏联因为解体没有做出来。

美国有六十多家电网，协调不起来，做不出来。

中压直流驱动，没有变压器，会省出多少空间。

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机制，会使中国的算力有可能崛起。

当然，我们还不可能是第一，美国还是厉害，因为先进的芯片制造目前在中国还存在困难，我们是用另外的方法弥补在芯片上的落后。

我们在圣市建设大型云架构的系统仿真实验室，就是打造我们先进的“数字化风洞”，通过系统建模、分析、仿真、验证、优化来加快科研的迭代速度。

当地有很多优秀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你们要充分利用好。

12、提问：公司内部有不同的研究部门，比如2012实验室、产品线研究部，包括直接负责产品交付部门的各个研发团队。

请问任总，我们怎样去做更好的内部技术合作、技术竞争，以及对外的技术合作？任正非：科学合理分工太难了，那不成计划经济了吗？科学合理的就不可能有重复资源的说法。

市场经济允许有重复研究、允许浪费，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竞赛关系。

多个模块的研究，在竞争中有可能小模块把大模块就吃掉了，那我们就承认小模块的领导地位，由他来整合资源。

干部任期制、专家循环制、大家讨论的学习平台……部门“围墙”就逐渐被拆掉了。

现在我们开放讨论，在讨论中思辨，在思辨中学习，看大家讨论的内容也是学习。

13、提问：学校的学生考评导向跟我们公司的考评导向不一样。

比如，我在学校是做力学纯理论研究，像我们这种博士来了公司以后，大多数都有一个适应过程，有的人可能适应时间短，有的人可能适应很长，有的没有适应过来就离职了。

任正非：我们不参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太复杂了。

我曾表扬过衡水中学，改变不了外界环境，就改变适应外部环境的胜利方式。

衡水中学有衡水中学的胜利方法，深圳中学也有深圳中学的方法，不能以深圳的教育模型来要求内地。

多种教育模式，我们都要认同。

我们公司对员工是选拔制，不是培养制，学生在选择来不来华为的时候，要考虑工作适宜不适宜你的兴趣爱好。

不适宜就别来，浪费了你的青春。

我们不能为学生设计命运。

你进华为时就要考虑适应性，不能只看到工资高，要看给你的岗位是否符合你的兴趣爱好，你愿不愿意在这里贡献。

华为不能容纳天下人，也不可能让天下人适应。

公司只有一个总的理想，员工不能要求公司去实现你的理想，你必须适应这个总的理想，参加主力部队作战，发挥你的作用。

我们的主航道不会变化，你们与大学合作的面宽一点，到2012实验室的时候窄一点，到产品研发更是窄窄的，要有长期性的清晰指标。

14、提问：现在计算机发展非常迅猛，每隔两三年就有一个新概念。

前一个月研究这个方向，可能两三个月以后又出现新的方向，我们的研究就过时了。

请问任总，我们如何去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第二，在高校人才培养、指导学生方面，任总有没有好建议？任正非：计算机的迭代速度比通信的迭代速度快得多，不是两三年迭一个代，而是两三个月，要感受到世界的变化速度之快。

如果你们访问不了外国网站，可以在“黄大年茶思屋”科技网站上感受一下。

世界变化的速度还会越来越快，未来的世界很恐怖。

尤瓦尔·赫拉利在达沃斯论坛上讲到，将来人会是机器的奴隶。

大会对我提问，我不好回答，我对社会问题比较无知，就说人死了灵魂就没有了，讲的是模拟灵魂。

实际数字灵魂不会没有的，它是有继承性的，AI正在颠覆我们过去的认知。

因此，人类社会变化不可想象，你们要感知这个变化，就要多读文献。

我经常对我们的高级专家讲，能不能少点干活，多去看文献，如果连方向都不清楚，怎么走正确的路？你们看了文献，喝咖啡的时候讲两句，可能就启发了下面的人。

在我年轻时代，69岁的美国人乔治·海尔迈耶发明了液晶，人们那时描绘将来做一面墙都是图像。

我们那时连电视机都还没有看见过，怎么能理解未来，你想想这个科学的预测有多厉害！现在连液晶墙面也已经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