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浦特训班

青浦特训班

说起这个青浦特训班，那还要从“苏浙行动委员会”说起。戴笠向来重视抓武装力量。37年8月初，上海洪帮智松堂堂主通电“请缨抗战”，号称有十万徒众可供点编指挥，戴笠认为大可利用，正好借此良机建立起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调集大批特务骨干前往上海，并积极筹措武器装备。淞沪战事一起，戴笠亲自前往上海，与青帮头目杜月笙积极接触，二人就组建武装力量一事一拍即合。

军统兰州特训班

军统第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班–临澧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的成立，是有其特殊使命和原因的。

蒋介石被迫抗日刚一开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奉行他主子的命令，借抗日为名积极从事枪口对内的准备工作。

“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进行。

1937年冬天，戴笠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1938年1月，期间，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

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

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

从这点来看，就不难说明这个班的性质了。

这个班的地点最初打算设在长沙附近，因鉴于日机空袭不安全，由湖南站长李人士选定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

戴笠派了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和余乐醒等前往视察，认为交通便利而又隐蔽，加上房屋宽大等有利条件，便决定把这个班设在那里。

筹备处刚一成立，军统人事科即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务介绍可靠亲友前往受训。

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这些人可以在学生中起考核监督作用)。

以后在年龄上实际没有限制，其中有不少三十多岁的人。

通令中还规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分子混入。

如学生将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工作人员调训称为保送)单位要负全部责任。

由于当时华北、东南、西北各省选送学生到湖南有困难，便只有华中与西南的几省选送。

梁干乔当时个人野心很大，想趁机抓点实力。

这个托派匪徒，虽然反共异常积极，但戴笠总是不肯放手让他自己去发展力量。

所以当他费尽心力招收到近千名青年时，戴笠便要他全部送到湖南去受训，而不准他自己搞训练班。

这批学生于1938年2月前后由郑州赴湖南时，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走了，上车时只剩下八百多人。

都是通过特务们亲友关系招来，并经过一度考核，思想上大都无问题，只是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些是大学中学毕业，也有些只有高小程度。

戴笠当时指示，只要思想无问题，程度差点的也可留下来，将来训练出来可以干行动工作。

戴笠当时非常后悔没有大量在各地沦陷前招收青年，因为共产党会趁这机会把这批人拉过去，这样就使自己少了人，而让“敌人”多了人。

戴笠谈到以后的工作时，认为最缺少的是干部，因为工作要比以往增加十倍、百倍，所以要多多益善的尽量招收。

这批学生经武汉到长沙，沿途又跑了不少，最后连八百人都不到。

除了极少数实在不合条件的外，几乎都留了下来。

各省送到湖南的学生不到三百人。

临澧特训班开学时，总数虽有一千一百多人，戴笠还嫌不够，特别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十分之一。

以后他和胡宗南商量，硬要胡把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六十多名全部拨给他。

因为不能公开招生，特务们想方设法各方面去拉，并规定学生也可以介绍学生，以便增加人数，结果这个班中便出现不少夫妻同学，甚至母女同学的种种怪现象。

其中是夫妻的就有廖仲文和张志坤，李甲孚和陈泽容，阚玉堂和周冲等；母女同学的有陈月华和马友雯。

至于兄弟、兄妹、姊妹同学的就更多，这里不再列举了。

通过这个特务训练班的情况，也可看出军统特务的不少内幕和罪恶活动。

这个班毕业的特务学生，虽只有一千左右，但对革命的危害和在蒋帮中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却是非常重大。

逃往台湾的军统特务组织中，这批人还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分子，继续在与人民为敌。

组织人事情况临训班最初的名称叫“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在筹备和刚开学时都是用这个名称，但军委会办公厅却不承认它，因此没有颁发过印章，只是由筹备处自己刻了一个条戳。

当时戴笠兼任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想争夺全国警察领导权，便于1938年4月间将这个训练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

而军统局内却一直叫它为“临训班”，毕业学生则列为中央警校特训班第一期，或简称特训班一期。

这个班正式成立是在1938年2月，从长沙筹备处迁到临澧奎星楼县立中学，正式开课是3月间，这时郑州和各地的学生才相继到达。

未开课前，学生和教职员一同修整房屋，并用茅草竹架临时搭成一座可容一千余人的大礼堂。

副主任余乐醒为了讨好戴笠，在礼堂背后修建了一道以戴笠别号命名的“雨农堤”作为学生休息场所。

这个班从成立到结束，戴笠虽只去过两次，但这个班的一切重要人事和课程都是他亲自决定的。

从1938年3月到6月是入伍训练，实际上是进行思想考核和审查学生的家庭出身与思想言行，并针对学生的特点考虑其将来适合何种工作，由6月起开始分队训练。

所谓“入伍训练”，并不是和一般军事学校一样，它是在一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后，逐渐增添各种特务常识的课程。

到分队分科训练时，才进行专业训练。

本文所写的组织，是分队训练以后的情况。

班主任是由戴笠兼任。

副主任一职，在开始和结束时是由余乐醒担任，其中有一个短时期由总队长陶一珊担任。

约在五六月间，陶被任命为总队长。

到临澧不久，戴对余乐醒很不放心，曾电令将副主任一职由陶替代，而叫余专任教务处长。

这项变动曾引起大部分教职员和许多学生的不满，不到一个月，戴又电令陶免代副主任，仍由余专任副主任，并以总教官谢力公兼任教务处长，好让余安心工作。

戴笠当时虽不去办公，却设有一个主任办公室，派丁若萍为秘书，用以牵制副主任。

这个主任办公室里，另外还有一个由余乐醒介绍的秘书廖公侠，和书记王小鸥、王子常两人。

主任、副主任以下是总教官谢力公，他和余乐醒都是军统中有名的“训练专家”。

教务处以外，还有政训处和总务处。

政训处长汪祖华是军统中著名的“反共宣传家”，政治教官和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都由他领导，除负责主持灌输法西斯主义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反共宣传和对学生的思想考核。

总务处处长王湘，曾任县长多年，临训班迁往黔阳后，由戴笠介绍为黔阳县县长。

军统局在抗战期间办过几十个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只有临澧特别训练班是设三个处，后来所有的班都改称为组，不再称处。

班本部下面还设有一个会计室，主任为刘弋斯，会计徐煌生，出纳周巨恩。

另有一个医务室，主任刘某和两个医生、两个护士。

这几个人都是临时由特务介绍去的，不是军统派去的。

当时只有总务处下面设有一个事务股，股长先后由沈醉、徐永年担任，股员有苏振通、刘桐、阳兆鹧、姚瑞祥、王亚文等。

其余各处当时都没有另设科股，也没有副处长。

教务处下为教务员，政训处下为政训员。

负责管理学生的是总队部。

总队长一职迟迟没有决定，初期暂由副总队长王乐坡代理，五月间才派定陶一珊为总队长。

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

第一大队长王班联，副大队长陈震东，大队政治指导员吴尚英，副官董威。

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段建功，政治指导员何季祥。

这个队分类学习专业时为情报队。

第二中队队长项廉，政治指导员吴景中，这个队也是情报队。

第三中队队长罗兴，政治指导员傅有权，这个队是专学行动的。

第二大队也辖三个中队，大队长杨清植，副大队长王百刚，大队指导员贺元，副官沈志雄。

第四中队队长金树云，政治指导员许文渊，这个队专门学习军事谍报参谋业务，又称为谍参队。

第五中队队长陈粟冬，政治指导员黄康永。

第六中队队长林廷极，政治指导员金昌满。

这两个中队都是学打游击的，又称为军事队。

女生直属中队队长为安占江。

她调走后改由吴毓坤继任。

政治指导员先后有吴舜华、赵世英、彭家萃、武奎元，都是军统著名女特务。

进行分队专业训练的选择标准是：凡高中以上程度而又较为聪明机警的学生均选入情报队受训；身体强健、学识稍差却胆大勇敢的选入行动队；对军事学术有点基础的选入谍参队，其余学识较差的选入军事队学打游击。

女生则分别按各人具体情况选人情报队与行动队。

七月间又设置了电讯、会计两个专业，大部分女生被选去学习这两项业务。

专业训练表面上是征求学生意见，自由选择，实际上是先内定好了。

学生自己选择的专业如不合适，都按班本部与总队所内定的专业分配。

每个中队下面再分三个区队，区队长有:王巍，苏子文，陈为诚，吴瑛，高尚，刘人爵，易学忠，姚凤翔，兰就西等。

教官方面有:曾任巩县兵工厂厂长的刘绍复，和军统中专门研究爆破工作的黄林玉两人担任爆破术的教学，还有一个指导学生作爆破实习的助教邬之江。

主讲情报的除了总教官谢力公外，还有陆遂初和佴熹等。

讲授特工常识的除了副主任余乐醒外，还有刚从德、意两国学习特务工作回国的范学文、蒋镇南、冯文尧、王渭周四人。

教行动术的有沈醉和擒拿教官朝鲜人金民杰，国术教官吴时泰，以及专教捕绳使用法的刘人爵。

教摄影的为军统及戴笠的私人摄影师王文钊。

教手语与暗号联络的有聂振标等。

除特工技术外，这个班还着重于反共的政治教育，主要由政训处长汪祖华和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教官的叛徒廖华平，以及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担任这门课程的教学，另外戴笠还把张学良将军的旧部陈旭东、吴骞等也派到这个班分别担任政治和军事教官，并聘了陆军大学兵要地理教官游凤池到这个班兼课。

之后增加了电讯与会计两门专业，又由军统电讯处派了林郁民等人去主持这部门的训练。

教会计与统计学的还有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魏文海。

除了这些专任与兼任的大批教官外，戴笠还经常把军统一些大特务临时派到这个训练班去讲上几天的课。

当时去过的有湖南站长李人士，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曾经代理过军统书记长的傅胜兰和李果谌。

当时决定派往日寇占领区去工作的大特务，戴笠除叫他们去临时讲几天课外，还允许他们在这个班的女学生当中去选择自己看中了的“工作太太”。

例如派往武汉去任区长的李果谌便选中了一个湖南籍女生成 xx当他的“工作太太”，还有派往上海负责，以后投敌当了伪杭州市市长的傅胜兰，也是在这个班中带了一个“工作太太”去的。

戴笠在举办临训班时，据他回忆，几乎是集中了当时军统的所有“人材”。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也可以说的确是这样。

当时在临训班中工作过的人员，以后不少都是为他主持其他各个训练班的骨干，如廖华平任兰州特训班副主任，军事教官吴琅后来担任黔阳特训班副主任，金树云任东南特训班副主任，刘绍复、王乐坡先后担任爆破班副主任，陶一珊任重庆特训班副主任，魏文海任会计班副主任，金民杰任行动班副主任，等等。

戴笠对这个班特别喜爱，“爱屋及乌”，连这个班当时开玩笑似地通过的一首所谓“班歌”，不仅成为以后所有的特训班的班歌，而且也成为军统局的“局歌”。

过去每个军统特务都会唱的这首“班歌”，不但在军统每年的“四一大会”开会完毕时要唱，并且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以及任何集会时都要唱它。

很多特务都不清楚:为什么每次集会要唱一次“班歌”?不是特训班集会，不是特训班的学生为什么都要唱会它?原因很简单，就是戴笠看上了这首歌。

戴笠第一次到临训班时，听到学生唱这首歌，立即叫将这歌的歌词送给他看。

歌词中有:“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他马上看中了。

特别对其中的“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士和主权”这两句，他更为满意，一念再念，认为写得很好，很切合军统的情况。

因此，他便规定在每个集会都要唱这首歌。

这首歌的诞生，说来很可笑。

它是由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教官蒋镇南，从德国法西斯党徒那里学会他们的党歌后加以改编的。

在一次班务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他这个“杰作”时，几乎使所有在场的几十个教官和职员都笑出声来，他还是不顾一切大声唱。

副主任余乐醒看到他那么认真，只好勉强答应他找几个懂音乐的人帮他去改一下。

以后每次班务会上，蒋镇南都要把他修改过的这首歌唱给大家听一下。

头几次还有人提点意见，以后大家有点讨厌他，为了免得再麻烦，便勉强说一声“可以了”。

这样才让他去教学生唱。

谁也没有料到一下被戴笠看中了，马上大走红运起来。

附：班歌歌词全文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