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师范专科高等学校

锦州师范专科高等学校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前身为1914年成立的奉天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78年分为锦州师范专科学校和锦州市第一师范学校；1996年两校又合并为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1年辽宁广播电视大学锦州分校、锦州市职工大学等校先后并入该校。

锦州师范学费一年多少

“九一八事变”后她迁入锦县（即锦州城），时光荏苒，历经沧桑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最后终于发展成为今天的——锦州师范学院。

原高桥奉天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旧址，今高桥中学民国初年兴办教育，开始建立学校1912年2月清帝退位，全国改制共和，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成为当务之急，兴办教育急需大量的中小学师资力量，奉天省创办了两级师范学校，培养中等学校的老师，同时将全省划分为五个师范区，并且在每个师范区中心地点建立师范学校，招收具有高等小学学历的学生，毕业后回到本县从事小学教育工作。

当时的辽西共有锦县、锦西、义县、黑山、北镇、兴城绥中，盘山八个县，被划为第四师范区，奉天省教育部门原计划将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设立在锦县（锦州），但是由于省立第二中学已经在此地，二者不能同时设在一地，于是准备将学校设立在兴城，位置虽然偏西，但交通便利。

不过奉天省教育部门还有一条要求是学校所在地的县要提供与之相当的校舍的任务，兴城县虽然欢迎学校设在该县，而承建校舍问题虽经多方协商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师范学校（网络图片）恰逢此时高桥小学校长王西伯得到消息，他认为如果能够将师范学校建于高桥有利于高桥的发展，并且非常有利于后代的发展，于是他联络本镇的乡绅，得到一致的支持，并得到锦西县政府（当时在冮屯），于是他上书奉天教育部门，表示如果将师范学校建在高桥，愿意承担筹建校舍的任务。

奉天省认为建校事宜不宜再拖延，同时高桥地理位置也比较优越，交通上比兴城并不差，于是几经磋商终于达成协议。

学校选址在高桥后山北坡，这里原来是一位姓沈的商人烧锅（酒厂）旧址，房间很多，稍加修缮完全够用，同时地势相对较高，视野开阔，环境优雅很适合开办学校，奉天当局派人视察后比较满意，于是正式批准奉天省立师范第四学校成立，发布广告开始招生，民国三年（1914年）9月10日正式开学，奉天省教育首脑莫贵恒在开学时为学校校门题写了匾额。

根据当时的民国政府的规定，师范学校修业时间为五年，第一年为预科，后四年为本科，毕业后承认本科师范，这种学制被称为旧制师范。

学生入学后享受国家规定的全公费待遇，毕业后需要回本县履行三年的小学教师义务，否则追缴在校期间的公费待遇。

开学时间定在每年秋季，设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五十人，全校共计250名学生。

至1928年共计招收16个班级，改变学制为新制师范，修业时间改为三年，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生，每年招收新旧师范两个班，全校有学生300人。

校长、教师、学生高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长都是由奉天省指派，从建校到学校迁移共计八任校长，他们分别是：第一任范先矩，海城人，后担任奉天省议会会长。

第二任郭恩波，义县人，后担任黑龙江省长岭县县长。

第三任陈荣绶，锦县人，后担任哈尔滨电业局科长。

第四任胡世兴，铁铃人，后担任铁岭县教育局局长。

第五任张绍骞，辽阳人，后因贪污学生公费被学生驱逐。

第六任宋全勋，沈阳人，后担任伪满洲国伪民生部司长。

第七任刘XX，绥中人，“九一·八”事变后离校。

第八任关锡廉，沈阳人，“九一·八”事变后迁校时的校长。

当时的师范学校校长与普通的中学校长不同，因为全省只有五所师范学校，辽西八县只有一个，他的职位并不亚于一个县长，每月薪金有150块银元，在当时应该是非常高的薪水了，这些钱按照当时的价格可以购买中等土地10亩，红粮（高粱米）15石（音dan），而同期的小学教员只有每月17元。

高桥老照片校长都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在教育上面有经历并且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的人担任，教师一般都是由校长聘请聘任，或是他的亲朋故交，或是别人介绍来的，一般也要有大专以上学历。

教师在上课时要具备应付学生提问的能力，如果学生提问教师无法回答或对教师的授课非常不满意，学生则会用脚底摩擦地板或摔桌子板凳等小动作来表达不满，教师则会无地自容，会征求学生意见加以改进，有的也会选择离职。

教师的待遇是以每周教学时间多少来计量，每节授课报酬大概在四至五元，一周大约担任二十节课左右，每月收入大概近百元。

学校给独身的教员提供宿舍一间，并配有教师食堂，学校的其它勤杂人员称呼校长和教师为“老爷”，从这个称呼上看，教师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民国师范学生毕业证学生是由辽西八县的高等小学毕业生中招收的男性，经考试合格录取的，年龄十四岁至二十岁，三年分之一以上已婚，80%来自农村。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地主官僚家庭的孩子多进入省立中学，有基督教信仰的商人子弟则进入教会中学，这些学校都需要自费，而农家子弟由于经济原因多进入师范学校，根据当时价格计算，一个中学生五年需要学费250元左右，可以购买上等土地一晌，所以有“一个学生一晌地”的说法。

民国师范学生学校的校训是“诚、朴”二字，校歌的歌词大概有：“南临渤海，北枕虹螺，桥镇雄踞其中，斯校人材，八县精英……”，学校政治教育的中心是以孔子教学思想为基础，加上共和教育、欧美新学等。

郭松龄反奉中勇敢护校的好校长1925年11月下旬，连山、葫芦岛、高桥一带战云密布，郭松龄率领7万奉军精锐部队从山海关一路杀来，张作相率领的奉军4万在东到笊笠头子西至虹螺山构筑工事进行阻挡，此时的高桥镇已经大兵云集，此时在教室里学习的学生已经能够隐隐听到大炮的轰鸣，教师、学生都十分的恐惧，究竟是走还是留大家都举棋不定。

奉军士兵后来据人们回忆，当时下了几十年未遇的大雪，当学生和教师早上醒来时，校园外面已经是兵马杂踏就要进入校园，在那个年代兵祸远比匪患更可怕，所以许多人都主张逃跑。

此时的校长陈荣绶非常冷静，他召集全校师生讲话，反复强调走不如留的道理，走了学校空虚，当兵的进来就会肆意破坏，残局不可收拾，从此学校可能就办不下去了，对于个人来说，天寒地冻大雪封道，到处兵荒马乱危险更大，并保证不顾个人安危，一定为学校和师生的安全做出最大努力，在他的努力下，陈校长的肺腑之言让全体师生的情绪稳定下来了，一致同意都不走了。

陈荣绶校长立即亲自去觐见当地驻军的长官（应该是张作相），痛陈师生要求保护学校的请求，陈校长的真情打动驻军的长官，获得准许，并获得军队长官的手令一张，张贴于学校大门之外，一场兵灾得以免除，第二天全校师生行动起来，号召镇里的青年妇女和老人可以来到学校避难，并给予食宿方便，一个月过后一切恢复平静，不仅学校得以保留，也使镇里的妇女和老人免于兵灾，高桥镇里的老百姓都感激陈荣绶校长的功德。

“九一·八”事变后学校的搬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铁蹄很快就进入辽西，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学校已经建立了二十余年，各种设施已经比较完备，但是日本人害怕中国老师好教导学生反日言论，于是派遣一名叫吉田几美夫日本教师进入学校，名义上是老师，其实是为了监视中国老师和学生，中国老师和学生也是敢怒不敢言。

九一八事变后的日军锦州司令部这时有一位教国文的王老师，他与这名日本人同住一个房间，发现这名日本人精通汉语，但是胆子特别小，于是他就利用日本人这个特点经常说一些当地的恐怖故事，想把日本人吓跑。

特别是日本古河联队在冮屯被全歼以后，他就经常编造一些匪患的消息，吓得吉田几美夫天天睡不好觉，深怕哪一天丢了性命。

于是他就几次向上级打报告说当地治安不好，并且请求学校搬迁，最后上级决定将学校迁移到锦县（锦州）城里，新地址在原省立第二中学校址（今锦州四中），原高桥校址划归县立小学使用。

估计连王老师自己也想到，自己的几句话反而把学校给迁走了。

学校的贡献和培养的历史名人高桥省立第四师范学院是在我国“废科举、兴学堂”的年代建立的，辽西地方落后，在这之前连私塾先生都非常难找，多数的农村孩子都是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只能是世代在田野里劳动。

这些师范学生在学校系统的学习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学等，有还掌握了音乐、体育、美术、武术等技能，当他们毕业后就成为当时辽西农村最为欢迎的人才，为辽西的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顾卓新（1910－2002 ），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桥省立第四师范学院由于治学比较严谨，广大师生都具有爱国精神，所以培养的学生都是社会有用的人才，无论他们是加入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九一·八”事变后许多学生都为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他们当中比较出名的有，原中共东北局书记处书记顾卓新（义县人），原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崔玉田（锦西金星人），解放军某部炮兵司令朱家鼎（锦县人），原铁道部部长郭维城（义县人），革命烈士屈亦经（高桥万屯人）。

在学术上比较有名的有肺结核博士刘仲明（高桥人），教育家石玉玺（北镇人），历史学家金景芳（义县人）。

国名党著名将领原辽宁省主席王铁汉也曾经是该校学生。

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王铁汉注：原锦县县城就是现锦州城，1949年迁出至大凌河镇大凌河村，为尊重历史，本文所称锦县均为锦州。